今天是：

我心中永久的二万五千里

百岁老红军邱凤池口述

荆门市民政局高向雄整理

邱凤池，男，生于１９０８年２月，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人。１９３１年－１９３２年，红军７师骑兵连排长；１９３４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；１９３５年－１９３８年，红军９师连长；后来先后在河北冀中、陕西延安、湖北红安、麻城等地任职；１９５０年－１９５６年，任河南省怀阳地区扶沟县税务局长；１９５７年－１９６６年，河南省怀阳地区扶沟县检察院检察长；１９６７年－１９７０年，河南省怀阳地区扶沟县委副书记。１９８３年离休回荆门，享受副厅级待遇。

      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

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。

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。

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。

这是毛主席写的七律·长征。我虽没读几句书，认不到几个字，由于当过红军，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这诗就是对长征高度的总结，所以至今还能背下来。

入 团

我出生在沙洋县李市镇董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小时给别人放牛放羊，吃不饱，就以茅粘、菱角、野藕充饥，没帽子戴用藕荷叶遮太阳，穿不暖扒在牛背上温身。１７岁那年好象长大了许多，参加农民运动，贴标语，发传单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反压迫，反剥削，有时扛着土铳，有时拖着大刀，一些地主老财见到我这小娃子不敢乱说乱动。由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较快，光荣地加入苏维埃共青团为团员，成为李市一带“小红人”。

长 征

１９３１年初，工农红军红三军九师师长段德昌率部攻克沙洋，由于我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，苏维埃共青团员，又身强体壮，段师长看中了我，我也愿意，就参加了红军，编在贺炳炎的“江汉独立团”为战士。

１９３１年９月，我所在的部队到南漳县刘猴集与贺龙军长率领的红三军主力会合后，转战湘鄂大地。１９３４年与任弼时、肖克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，改为红二方面军，创建了湘鄂川革命根据地。１９３４年８月７日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、肖克、王震的率领下，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，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，当时我任红７师骑兵连排长。

在长征初期，红军周围没有重大敌情，我们对红军的困境一无所知，情绪都很高。夜行军时，皓月当空，轻风拂面，各连队之间边走边拉歌。当月亮被云遮住，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。这火把是用劈开后又捆起来的竹子做的，我们荆门叫篾黄，有的用松枝，还有的用竹筒内装棉絮，淋上煤油。山上山下，弯弯曲曲，像一条条火龙，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。但是，行军并不都是这样轻松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战友们在背上拴上白布条，后面的同志跟着布条走。有时在危险的小路上行军，后面的人要搭在前面人的肩上，以防偏离。下雨路滑又窄，如果一个人摔倒了，后面也要倒几个。

雪山、草地、恶劣的气候、艰苦的环境、纷飞的战事、伤痛的折磨、缺粮缺水、无休止地行军，才真正体验到长征的困难。有一次和国民党军队正面遭遇，战斗打响，一个不知姓名的“大个子”在我身后喊：“小邱，你的腿！”我当时只觉得腿子像木杠撞了一下，低头才发现左腿有湿湿的热热的血流下来，原来是子弹打掉了一块皮肉、骨头也露出来了，钻心的疼，瘫倒在地。眼看敌人追上来了，子弹乱飞，又是那个“大个子”把我背起飞跑，跑了五里多路，枪声渐远，才放下来包扎。

翻越雪山，最深的印象是呼吸困难。雪山上，吸进冷空气根本不觉冷，因为身子已经冰凉，手脚发麻，就算被岩石、树杈戳伤都没感觉，这些并不可怕。最可怕的是，人成了僵硬的肢体，像一个“大冰棍”。攀爬时一手抓空，就直坠而下，掉入深渊。在离我两三丈远的地方，就有一个人无声的掉下去了。我以为是一块大石头，过了一会儿我才看清，是一个活生生的红军战士，还来不及喊救命就已经没有叫的力气了。

过草地时，吃的东西几乎找不到，每天都能在路边看到四五具战士的遗体，绝大多数是饿死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可曾知道，红军二万五千里究竟吃的什么吗？那我就讲给你听听。出发前，每个人都准备好七八天的炒米，饿了，就用三个指头从袋子里拣几粒放在嘴里嚼，找点野草、树叶当菜，喝点壶装的水。有条件的抓几粒米放进缸子里，加点灰灰草、车前草，倒上开水，找根树枝搅一搅，这叫“红军粥”，一天就靠这一顿。有的战友饿急了，多吃一点，后来没有了，人也就倒下了，再也没有起来。因为每个人都只有那么点保命的米，即使是饿死也不找别人讨。还有吃野菜、野果子中毒没法救治也是常发生的事。

吞噬，不仅来自饥饿，也来自看似温柔的草地。爬过雪山的脚板踏上厚厚的草地时，觉得软绵绵的，真是舒服，可没走多久就发现，前面就是沼泽地。我们走得很小心，还是有人陷下去了。只听有人叫了一声“夸子”，这是曾在战场上背我飞跑的“大个子”无声无息的陷下去了，我想舍命救他，忙扑过去趴在泥巴上尽力伸手，却只接到“大个子”最后递出的“红军八角帽”，我为他流了三天三夜的泪，将他这顶帽子交给了首长。连里一位１６岁的司号员，持自己年轻身体棒，想走捷径掉进沼泽，战友们连忙将自己的“绑腿布”连结起来扔向他，眼看就要得救，可恨的绑腿太不争气，因太腐朽，拉不动那年轻的生命就断了。一位战友冲去救援，不但未拉回来，两人一道消失在泥潭里。正是这些英雄们为改变中国的命运立下不朽的功勋，书写了一部大气磅礴的红色史诗，历史不能忘记他们呀！

红军过江进入贵州，侦察员孔宪权每天都走在部队前面，侦察地形，了解敌军部署，估量路途中高山和江河的艰难程度。他有时穿军装，更多的时间是穿便服，不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孔宪权是在湖南出生长大的，在与湖南交界的贵州，他只要一开口，人们就会发现他是“外地人”，所以很少开口讲话。在湖南，他可以用扁担挑东西，来到贵州省内，他必须像贵州人一样用背篓背东西，如果暴露了就会被抓去枪毙。

爬老山界我几乎丧命。这座山很高，上山时坡陡路长，下山时坡也陡，但路程短。山路狭窄，我们只能排成单行前进，上山三十里，下山十五里，这“里”是个“活数”，是随着路途艰难的程度变化的，上山的“里”只有下山“里”的一半。队伍上山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天就黑了，只得摸着慢步走。黑暗中，队伍不知为什么停止不前了，我站着就睡着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前面有一段危险的峭壁，有人和马掉下去了，部队要等到天亮再走，我们时醒时睡地过了一夜。天亮后我才发现再往左走一步就掉崖了。

湘江一战之后，伤员大大增加，许多人被抬在担架上。队伍来到一段名叫“雷公岩”的峭壁，一尺宽狭窄的石阶路，不论多重的伤员都要从担架上下来，在战友的帮助下才能爬上陡峭的雷公岩，不少马摔断腿，有的重伤员腰里拴绳子，前拉后推，用尽吃奶的力气，也未爬上去，有些马连同马夫一道跌下悬崖。

贵州是“地无三尺平，天无三日晴，人无三分银”。这地方盛产大烟，十五岁以上的人几乎都抽。男人、女人都坐在茅屋前，目光呆滞，吸着鸦片，男人和青少年下身还缠着一块布，妇女身上连块遮羞的布也没有。棕色的鸦片像晒干的牛粪一样堆在棚子里。这里看不到水牛耕田，而是用人力拉木犁，有时看到年轻姑娘裸体赶着几条狗在粘乎乎的泥地里耕作。农民的房子，墙是用木条涂泥巴做成的，玉米秆编成小门，屋顶盖的是茅草，老百姓吃的是玉米掺大量白菜，便是主粮，称自己是“干人”。吃的是三种盐：阔人吃白的，中等人吃褐色的，穷人吃黑盐巴。地主的谷仓底挖掘来的陈霉米，和尚称为“神米”，长工们就吃这种米。

红军进入贵州苗族居住的地方。苗民们听国民党的人说，红军是“红头发”、“青面獠牙”同“魔鬼”一样的人，一到就奸、淫、烧、杀。对红军很害怕，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起来。部队首长就派苗族战士化装成农民去作解释，又同苗族首领谈判，才顺利通过。

１９３５年元旦，部队到达乌江，经过４８小时激战之后，才攻占了渡口。一个工兵营用１００根粗桂竹连在一起搭了一座浮桥。敌人的炮火打伤了几个工兵，浮桥仍就完好。江中间水大，一个旋涡冲走一节竹桥，一名叫石长阶的战士为保护浮桥光荣牺牲。

队伍出了遵义向北进发，在桐梓，红军进了仙女洞和天门洞。有人说天门洞是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溶洞，它的主洞可容纳几万人。首长派人到石灰溶洞寻找军阀和地主逃跑前藏的金银财宝，没收了一大批银元，补足了给养。

１９３５年３月初，我任红军四师连长，部队到了乌蒙山。国民党１３０个团对红军进行严密封锁，形成一道道险恶的屏障。当时，天上有飞机侦察、轰炸，地上有敌人前堵后追，左右夹攻，红二方面军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。“哲庄坝战斗”是“乌蒙回旋战”的重要转折点！当年，红军辗转回旋快一个月，敌人包围圈越来越紧。紧急关头，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在哲庄坝猛出奇兵，给从贵州赫草赶来截击红军的敌人１３师当头一棒，歼敌４００余人，俘敌４００余人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

这次战斗才真叫奇。红军突然出现在哲庄坝时，敌哨兵还以为是友军，昏迷迷地问：“你们见到红军没有？红军根本到不了我们这里！”我们冲了上去，敌人抱头鼠窜。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我头上被打了一条槽，嘴上打掉两颗牙，腹部也受了伤。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亲自为我做手术，接好严重受伤的肠子，保住了性命。

这个被称为“乌蒙回旋战”的战役，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、巧妙突围的奇迹。毛主席挥笔写的《长征》诗中“乌蒙磅礴走泥丸”就是指的这次战役。

部队到了贵州茅台镇，上空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发酵时的刺鼻味，生产出来的就是茅台酒。我们这些年轻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，有人用酒冲洗疲惫又打了泡的脚。几乎每人都品尝了茅台酒，有人还偷偷用水壶装着带走。这算是长征途中的一大乐事，趣事。

我当红军走过二万五千里，转战十一个省，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，在党中央、毛主席、朱总司令领导下赢得了长征最后胜利。我最难忘的是贺龙军长，他同我们一样吃苦、走路、打仗，常拍我肩，摸我头，并鼓励说：“长征胜利了，全国解放了，中国劳苦大众翻身了，就要过上好日子。”七十年过去了，至今不忘。后来，我到河北冀中、延安，又随大军南下。１９５０年转业到河南省怀阳地区扶沟县工作。

离 休

“树高万丈，叶落归根。”特别是荆门人，年纪大了总想家，想家乡的人民和山山水水。经本人申请，组织批准，１９８３年离休回到荆门沙洋。

我这个放牛娃出身的人，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老红军，向政府提过什么要求，可各级党、政府的领导、荆门人民把我当“宝贝疙瘩”，把我当重点优扶对象，享受着党和政府给予的特殊关照。１９８４年，政府出钱，在沙洋中学门前为我修了花园式的居所。１９９０年，政府又为我配小轿车、司机、保姆。我计算了一下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国家已１７次提高老红军退休金和生活补助标准。现在，还为我发军衣、军帽，子女入伍、招聘都优先，我非常感谢。

我回荆门２０多年来，多次列席党代会、人代会，请我上主席台；一些机关、学校、工厂、社区请我去讲传统教育课。我虽年纪大，文化水平不高，总是乐意去讲，哪怕是去见见面，说几句鼓励的话，也体现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心意。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３日，市委书记傅德辉、市长王玲等领导专程到我家里看我。２００７年２月８日，是我百岁（虚岁）生日，因身体不好，住在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病，沙洋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，荆门市老干部局的领导抬着大蛋糕，送来慰问金来为我祝寿。为了回报社会，我先后为沙洋修路、救灾、扶贫、助学等３０多次捐款两万余元，是一个老红军的心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