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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

 

     

 

 

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百年沧桑国与家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邓 承 先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生逢改朝换代

    光绪年间,因家道中落,我父亲经友人介绍,到沙市一家盐行当学徒。清朝,盐是专卖品。只有经朝廷批准的几家盐商有经营权,别人不得随便经营。到宣统年间,父亲已由学徒提升为管事(管事相当于经理)。当时,虽然是老板的雇员,比一般商家的雇员工资待遇要高些。沙市虽是江陵县辖的镇级市镇,因面临长江,上接宜昌,下连武汉,是江汉平原水陸交通的枢纽。商业发达。父亲在沙市商界中几十年,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邓管家。
    祖父的两个儿子,各有两个女儿,两房只有四个孙女。在当时没有孙儿就是绝后。全家两房都望有个儿子。直到宣皇帝打倒后,辛亥年我降生了。全家高兴万分:邓家有后了。祖父为我取名叫"宝",我的乳名就叫"宝娃子"。我的童年有祖父,祖母,父亲,母亲的呵护,又有两位姐姐的陪伴,真比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还要幸福。记得母亲抱着我每天认十个方字块,父亲每天教我学写字,两位姐姐和我拍皮球、踢键子、捉迷藏,回忆童年,真是幸福极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矇胧豆蔻年华

    我回钟祥不久到了入学年龄,该上学了。那时清朝的科举废除了。学生该读什么?没有一个正规的政府领导,学生家长更不知道读什么。各地新式小学还未建立,为了适应家长的心理要求,当时由一些落魄的秀才,举人,开设私馆,课本仍是四书五经。入学前母亲已经教我读完三字经,百家姓,所以,上学开始就读《孟子》,《论语》等。几年后,父亲在沙市恢复了家园。又把母亲和我姐弟接到沙市。但沙市仍没有小学,我只得读《古文观止》,《左传》,《诗经》等。可怜,虽然到了民国,宝贵的少年时代,我仍消磨在古书堆里。那时由于社会动荡,经常有学生、工人游行示威,一时打倒军阀,一时打倒帝国主义,一时又闹抵制日货等等,我什么都不懂,只是跟着看热闹。有一次不知道谁通知老师要我们学生参加开会,我到了会场一看,已站满了人,乱哄哄的,上面讲活也没人听。我气愤不过,就大声喊道"请遵守秩序,请安静!"于是,台上有人注意了我,不一会来了一个人,赞扬了我一番并发给我一个红袖章,让我当儿童团候补委员。我幼小的久久禁锢的心一下得到释放,兴奋极了。过了几天,在一次游行中,忽然枪声大作,队伍解散逃避,商店关门上锁。第二天听说抓了一些开会的工人、学生,又听说汉口也杀了些工人学生。我父母心慌万分,听说我还当了儿童团的候补委员,便立即把我关在楼上。拿走梯子,对外说我回钟祥老家了。茶饭都是家人用绳子吊到楼上送给我吃。躲了一个多月,外面风声平静了,我才下楼来。从此不再让我上学了,送我到一家钱庄当学徒。我的少年求学时光,就这样糊糊涂涂地断送了。
    三年学徒生活,夺去了我宝贵的青春。第一年的工作是开关铁门,倒茶奉烟。第二年是侍候老板,为他擦洗鸦片烟具,迎宾送客。第三年是来往客户家收款,送钱。当了三年奴仆,什么也没学到。幸好三年未满,一次"票潮",全市一百多家钱庄,十几家当铺,一夜之间全部倒闭。我才得以"光荣"结束了学徒生涯。这时,我坚决要求弃商读书,在母亲和两位姐姐的支持下,父亲只得挥泪送我到武昌一家教会学校读中学。这是我人生一大转折点。
    入学第一学期,就遇上了"九一八"事变。全国青年爱国热情高涨的同时,我的爱国思想开始萌芽。我读初中已十八九岁,那时超龄的多,学校也不追究年龄问题,也没户口制度。在教会学校读了两年后,由于我已有一定的社会知识,看透其办学的目的,并不是为中国培养人才,而是拓展它的宗教事业,是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些侵略机构服务的。它采用的课本,都是英国的原文版,你要是忠实的基督教徒,毕业后它可以送你到教会办的大学,甚至可以留洋,将来可以当牧师,当洋行的买办,经理。实际上就是培养洋奴。我初中毕业后,就决心转入普通高中。谁知当时中小学质量普遍低劣,教师质量差,管理松懈,没有升学率的要求。比洋奴学校还不如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正是蒋家王朝内外交困的年代,它的全部人力、财力都用在打内战。国家对教育事业漠不关心,社会经济不景气。各机关裁员欠薪,普通高中生无一技之长,毕业即失业。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轨。完全忽视青年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七年杏坛执教

     1936年我高中毕业,经过十年颠沛流离,46年进入武汉的中华大学念书。48年因故提前毕业,离汉入川。赴渝后,即受聘四川宜宾一家造纸厂的子弟学校任教。49年底宜宾解放了,这时全国已解放,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。于是,我返回钟祥,被分配在钟祥一中任教,妻子分配在小学当教师。父母由昆明回到钟祥,一家团圆。从民国初年出生到51年整整40年的战乱生活,从此结束。五十年代生活虽然艰苦,但没有战争,生活安定,这才真正过上安稳日子。特别是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,不再是过去被人瞧不起的雇用人员了。我心情愉快,全心全意从事教育工作,凭我十年来的教学经验和摸索的一套教学方法,提高学生学习兴趣,学生们爱学易懂,深受学生的欢迎和领导的好评。五十年代教学仪器缺乏,我制作多件教具,曾向全县教师示范展出。学校还任我当数理化教研组组长。多次被县委宣传部邀请在全县三级扩干会上作科普讲座。学校常常对社会进行文娱宣传,我多次参加师生联合演出,轰动城关。学校领导多次鼓励我努力工作,积极响应党的号召,争取当个"红色教师"。正当我春风得意之时,57年的一场政治风暴,我被划为"右派"并被投入劳改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退休不忘充电

      在劳改队一"改"就是20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被平反、复职、退休。退休后原本可以轻松一下,可是因老伴83年患了脑血栓,为求医问药,我查阅有关心脑血管疾病的书籍,专业医学资料,学习掌握这方面治疗、护理、调养等知识。老伴从患病到逝世,拖了14年。医生们认为是奇迹。问我平时是怎样护理的?我想可能是我爱学习,掌握了一定医学知识,帮助她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,使她得于延缓生命。
    我有闲不住的习惯,退休后为了照顾病人,需要学习医学知识。友人称我是不开处方的半个医生。
    童年时代父亲要求我每天写100个字,因而我对书法有点基础,于是我参加了市老年书画研究会,经常练习书法。书法与诗词有关,我又研究诗词创作。现在我对书法和诗词颇有心得。
    老话说:"老爱吃,少爱衣"。人老了喜欢亲手做点"美食"享受一下,我每天要看央视的《天天饮食》节目。学做美味佳肴,增加生活乐趣。现在虽是退休了,但既未退,也未休。整天"无事忙",用"辛苦"换乐趣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九旬梅开二度

    我虽生于乱世,在炮火中成长,一生流浪逃亡,但我有一个美满的家。童年是两房共有的独生子,有两代老人的呵护。中年有一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。穷困中与我共同养老扶幼,维护了风雨飘摇的家。刚刚熬到动乱结束,病魔又夺去了她的生命。在万分悲痛,寂寞孤苦的暮年,幸运的遇到一位知音,她就是张铭素老师。同我一样,她也是在战乱中成长,同样受了20年的冤假错案之苦。职业是"同行"。文化水平都是殘缺的大学生。我们有共同的爱好,又在老年书画研究会活动中相识。在我为收回遗产的诉讼中,她为维护我的权利而尽力帮助,因而结为"莫逆之交"。我俩虽然年龄稍有差距,但生理年龄相近。故由知已朋友,进而结为晚年伴侣。枯树逢春,枝叶复茂。我们的婚事,砸破了千百年来老年婚姻的禁锢,树立了老年婚姻自由的旗子。因而得到市民政局的支持。除钟祥市新闻媒体广为传播外,中央台四台国际频道"走遍中国"节目,播放了我和张铭素老师的幸福生活,同时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老年婚姻自由幸福的生活。我们的婚姻可算是光荣的典范,引起很多老年人的共鸣。
正因为我们是古今中外少有的"耋耄婚姻"。很多人关心我们的婚后生活。究竟如何?我可以用几件具体实例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一:我们婚后,有三次老伴意外跌伤,卧床不起,我日夜照顾。我也有同样的意外,一次在路上踩了一块香蕉皮滑倒。幸有老伴在傍搀扶着,乃未跌伤。又一次我患眼病住院,有老伴日夜守候照顾。两老情同手足,相濡以沫,彼此呵护。
二:06年冬天,老伴的女儿接我们二老到深圳"旅游",每天二人一同游公园,逛超市,说说讲讲,乐趣无穷。比我98年独游昆明,心情大不相同,说明老年人最怕孤单,没有伴,再快乐的事也无兴趣。
三:由于我有丰富的保健知识,注意饮食科学调配,所以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,有滋有味。儿女都已成家,另立门户,我们没有照顾儿孙的负担。晚年又遇上了太平盛世,按时领取退休金,衣食无虑。天亮晨练,傍晚散步,卧室,客厅,每个房间都有空调,四季如春。平日吟诗作画,抚琴下棋,有友人光临,玩一场"围城游戏",高兴时上网冲浪,日子过得如神仙一样。我深深感到只有在国家富强,社会安定的前提下,老人们才能有今天"夕阳无限美"的幸福时光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

 

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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