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旅途——

深情话伴侣

金令

哲人有云：“婚姻是囹圄、婚姻似锁链，婚姻是围城，其实婚姻是跋涉风雨泥泞的俦侣，是双方彼此的认可、包容、磨合、承受。”真是至理名言，切中实际。它像一串影子，一面镜子，也将我的婚姻家庭生活一一折射出来，令人追忆回味。

我的老伴叫黄一英。我俩原籍钟祥县张家集响水潭人，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，我大她五岁，她的母亲姓吴是我远房的一个姑妈，叙起来算是姑舅表亲，我与她家仅半里之隔。年幼时，她，还有她的哥哥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嬉游，两小无猜，无拘无束。全国解放前的那一年，我的一个叔伯母亲管“闲事”，媒妁之言，红纸八字，我便与黄一英订下百年终身。一时间，本来最熟悉不过的人却生分了，她见了我总是躲得远远的。

星移斗转。1947年底，钟祥县张家集解放，翌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之后的一段岁月，她一直过着盼郎归的日子。而我在部队居无定处，先是经历了反扫荡斗争，继而参加湖北东线剿匪，紧接着又调千里之远的福建前线，离乡背井与家里少有联系。1951年我突然接到哥哥来信，说女方到了结婚年龄，要我回家完婚。我回信说暂时回不去，要等些日子。如女方等不得，可另找对象。黄一英得到此消息给我来信中说：“可以等，什么时候回来结婚都行。”其间，她一个好友曾“拖后腿”叫她跟我“散了”，可她说：“人家不是早晚要回来的么，急什么？”部队领导得知我有一“等郎媳”，特批假让我回家处理此事。并说，人家苦守几年，不能辜负她忠贞不二的好心。1954年隆冬，随县、钟祥地区遭遇多年不遇的大风雪，我徒步两百多华里回家与她见面，正式确定婚姻关系，后返回部队，直到1956年春节我们才结婚。我与她的结合，是她的忠贞情操感动了我，再则，我很小失去母亲，是我的哥哥肩上扛、怀里抱把我拉扯大。长兄如母，恩重情深，我决心在故乡成家，反哺相报。

新婚期间，黄一英本可随我一起到部队小聚几天，但因部队驻防福建前线，炮战不断，我没让她去。1957年，我离职上军校，之后又入藏参加平叛和中印边境自卫战，黄一英无法来到我身边。她在生产队里，炼钢铁，出外工，风里去雨里来，披星戴月吃尽苦头。

1961年，我在西藏昌都参加平叛战斗，途中突然接到部队留守处转来一信，是她的笔迹，信上写道：“快抽空回来，夫妻见上一面”。我一时读不懂她的信。后得知，家乡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浮夸风之害，老百姓吃野菜啃树皮饿死了不少人，我的父亲沾了“军属”的光，住进公社医院才幸免于难。生产队一息尚存的人也尽是皮包骨头，面容枯槁。她是怕自己以及家里人难逃一劫，故写此信，滴泪文字，不悲也哀！

1956年我同黄一英结婚一直到我转业回故乡工作后的1970年，我和我哥一直没有分家，经济收入和开支由兄长掌管，用到黄一英身上的钱屈指可数，她舍小我，顾大家。嫂嫂死得早，黄一英除了抚养自己3个未成年的孩子，还要照顾2个示成年的侄儿，2个未成年的侄女，缝补浆洗，烧火做饭，喂猪打杂，其艰其难可想而知。侄儿中，一个上了大学，一个读完高中，没有黄一英的无私奉献，是不可能成才的。可以说，在小我和大家关系的处理上，她完全尊重了我这个“偏心眼”的丈夫，怎么说怎么好，百依百顺。1970年家庭人口发展到二十余人，吃起饭来要摆好几桌。老弟兄两个未分开，小弟兄伙的（指侄儿们）又相继成家。实在箍不住了，我和我哥才决定一大家人分成四家，黄一英才带着自己的几个孩子单独生活。

回想起来，对于家庭对于妻子，我有“失误”之处。1963年我在部队够了家属随军和“转非”的条件，我忙于自己的“转业”而放弃了机会。调钟祥县委机关后本可够条件解决上述问题。但在60年代初期，钟祥县的县委书记，还有副县长，还有办公室的秘书他们的老婆都是半边户，农家女，他们不带头，自己又怎么能开口呢？之后，文革动乱更顾不上这事了。提及此事总有一丝歉意，觉得对不住她，她为了我，一直没有工作，做贤内助。想到那个既定历史时期的不少“同命人”，也就心平气和了。

恩爱的伴侣是支持家庭和事业的铺路人，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橄榄枝。把这句话送给黄一英是最恰当不过了。她是好儿媳、好妯娌、贤内助、好母亲、好婶娘。现在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弥补往失，享受今天。冷了，我给她一件衣服披在肩上；渴了，她一杯清茶送到我的面前；上街买菜紧相随，她付钱我提篮。青年时的妻子老年时的伴，情绵绵话多多。我说她是我的雨伞，一直给我挡风雨；她说她是我的拐杖，永远助我过沟坎……